經過兩千年歷史的陶治，碑文(志銘)已形成一座特殊的文化寶庫。對后世諸多學科、社會風尚等方面都具有深遠的影響。古時的帝王、將相、豪紳富賈活著享盡人間富貴，死后還要繼續享受(盡管是不可能的)。在物質上(含生靈方面)君王死后，除了讓自己喜愛的大臣、武士、嬪妃殉葬外，還把大量的金玉珠寶也埋在墓中。秦皇殺“三良”(三個良臣)陪葬，國人以歌謠表示抗議，也是對三良獻上的挽歌或口傳墓銘。秦皇兵馬俑坑已列人世界奇跡，據測有待發掘的秦陵其他部分，將更會使全球驚嘆。秦陵的窮奢極侈，堪稱舉世無雙，而秦始皇卻未能像漢以后的統治階級那樣，死后也要占有人間的精神產品(雖然死后就不可能占有)以美麗動人的文詞，把死者贊揚，為超越時空，可以勒之金石，播之詩樂，或以濃色重彩在墓道墻上繪起壁畫(多是讓死者升天，與神話故事相結合的內容)或在墓中與崖石上選像，讓死者與佛道神仙為伍。于是歷代都有大批的文學家、書法家、畫家、雕塑家為之服務。文人們為了獲得較豐厚的潤筆費或酬金，不惜牽強附會，編出溢美過譽之辭，寫出標新立異的字體，制出巧奪天工的碑刻或雕塑。東漢學者、書法家蔡邕坦誠地表白過：“吾為天下碑文多矣，多有慚容，唯郭有道無愧于色矣，”他寫了一輩子的碑文，只有一篇《郭有道(名泰、字宗林)碑文》是名副其實妁。唐代韓愈被蘇軾稱為“文起八代之衰，道齊天下之溺”的思想家、大文豪，他與蔡邕并稱古代位兩碑文大師，一生寫了大量碑文，而千古傳誦的只有《柳子厚(宗元)墓志銘》。宋、明、清等時代，著名文人寫的碑文，真是汗牛充棟，卻只有明代文學家張溥寫的《五人墓碑記》膾炙人口。
墓碑催生了碑文、墓志、墓志銘、神道碑的文體。碑文、墓志又推動了人物志、地方志乃至傳記文學。墓志銘又衍生了銘類文體，為詩、詞、曲特別是抒情詩、駢體文等提供借鑒。碑文、志、銘為歷史學、考古學、民俗學、喪葬學、社會學、經濟學儲蓄了豐富的資料與可信的實物例證，大型碑體特別是神道碑以及墓道、墓穴與墓內的布局、陳設、裝飾，又成為繪畫、雕塑、建筑、裝潢等學科、行業的難得的參照物。
常言“碑以書傳”，這書指的是書法。無論是墓碑、廟碑、紀念碑，往往是與書寫者的名氣最有關系。古代的書法家都寫過很多碑文。由于水、火、戰亂等災禍的毀壞，名家寫的碑文流傳下來的那怕是斷碣殘碑都彌足珍貴，如能得到蔡(邕)、顏(真卿)、柳(公權)、歐(陽詢)、蘇(東坡)、趙(子昂)等人寫的碑文，便價值連城了。漢代盛行隸書(字)是對周秦時代使用的篆體的一次重大革新。隸書雖筆法簡練、圓潤，但到了北魏時期，書家仍嫌其呆板不夠自由。書法家只有在寫各種碑文時各抒胸臆，于是由隸書蛻變出一種新體，后世稱為“碑體”，它不像篆體的古奧，也不像真(正)字的呆板，也不像草體的難認，更不像隸書的四乎八穩。別笑它缺個點，少一撇，別嫌它拐彎磨角的不大到位，但它寫起來隨和，看起來順眼。因當時的真跡流傳下來的極少，主要是從洛陽北邙出土的大批北魏墓碑，后世書法家文人十分珍視，加以研介臨摹，自成一派為“魏碑”體。這也是碑文釋放出一支奇葩�，F在很受青年書法愛好者的青睞，誰能料到原本毫無藝術性與學術價值可言的墓碑，經過歷史風雨和萬人打磨，卻展現出它多彩的面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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