議論式悼詞以議論死者對社會的貢獻為主，并適當地結合打情或敘事。它常見于書面體的哀悼文章。
例文:
永恒的紀念與景仰
茅盾
一九四四年最后那一天將是反法西斯的文化戰士永遠不能忘記的一天。反法西斯的偉大的思想家、藝術家羅曼·羅蘭，是在十二月三十日逝世的。
對于我們中國的知識者群，羅曼·羅蘭不是一個生疏的名氏。他的巨著《約翰·克利斯朵夫》和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同是今天的進步青年所愛讀的書，我們的貧窮的青年以擁有這兩大名著的譯本而自傲，亦以能轉輾借得一讀為榮幸。
而且我們也不能忘記：當我們這時代的偉大的思想家藝術家魯迅先生的《阿Q 正傳》由敬隱漁君譯為法文而在法國出版時，羅曼·羅蘭讀了以后曾是如何感嘆而驚喜的；當《約翰·克利斯朵夫》第一次和廣大的中國讀者見面時，羅曼·羅蘭在《“約翰·克利斯朵夫”向中國的兄弟們宣言》的寥寥數語中，給我們以多么大的鼓勵。那時我們正處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的前夜。正如魯迅先生所說，從淤血堆中挖個窟窿透口空氣的千千萬萬爭民主求光明的青年們，看到羅曼·羅蘭對我們號召：“我只知道世界上有兩個民族，——一個上升，一個下降。一方面是忍耐、熱烈、恒久、勇敢地趨向光明的人們——一切光明：學問、美、人類的愛、公共的進化。另一方面是壓迫的勢力：黑暗、愚昧、懶惰、迷信和野蠻。我是附順前者的。無論他們生長在什么地方，都是我的朋友、同盟、弟兄。”那時候我們就知道，在爭民主求光明的斗爭中我們不是孤獨的，我們有了堅強的信心了。
我們也還記得：當“五四”初期，思想界還沒有個中心的時候，為了批判資本主義文化而求啟示，曾因探索“新浪漫主義”的內容而在若干文化工作者群中涌起了研究羅曼·羅蘭的熱潮；在話劇運動的初期，羅曼·羅蘭的“民眾劇”的理想也曾被提出而討論，田漢先生曾經熱心地介紹過這一理論。
我們現在不但有傅雷譯的《約翰·克利斯朵夫》，也還有《革命戲劇》的大部分的譯本（羅曼·羅蘭自稱其以法國大革命力題材的劇本曰《革命戲劇》），有《葛萊郎波》的譯本（？）也還有茲懷格的《羅曼·羅蘭傳》的譯本。在當代的世界文化巨人中，我們可以說，除了高爾基以及若干蘇聯作家而外，羅曼·羅蘭是和蕭伯納、德萊塞、紀德等等同為我們熱心研究的對象。而我們對于羅曼·羅蘭的熱心更有其特殊的理由，即因他第一次引起我們的注意的，是他那在上次世界大戰時期所發表的《精神獨立宣言》，是他的在上次世界大戰時期所寫的反戰論文的結集《超于混戰以上》。而也因為在一九三二——一九三三年頃，法西斯的毒焰在全世界高揚的時候，羅曼·羅蘭是國際文化界中反法西斯與保衛世界文化的立在陣頭的戰士。
現在，正當法蘭西獲得解放而法西斯強盜的末日即將到來的時候，羅曼·羅蘭——這位反法西斯的巨人和老戰士卻以七十九的高齡謝世了，在世界范圍的反法西斯斗爭中，人民的勝利于今是確定的了，然而艱巨的工作還在前面，從軍事上政治上消滅了法西斯以后，還得從文化領域中徹底掃蕩法西斯以及準法西斯的毒瘤，這一工作不見得比消滅法西斯的武力輕便些。我們在這時期特別需要羅曼·羅蘭。他的逝世，對于我們——全世界，不但法蘭西——的損失之大，是無可比擬的。
中國的文藝工作者——文學家、音樂家、戲劇家，在反抗日本法西斯戰事的第八年，在向前奮斗以求民主政治真正實現的今天，對于這一位反法西斯的文化巨人的逝世，不僅是哀悼就算完了事的。我們的處境也許比西歐的同志更為嚴重些，擺在我們面前的工作也許比西歐的同志所面對的，更為艱巨些，而我們的主觀力量，（不必諱言）比起西歐的同志來，也還覺得薄弱些。然而我們有信心，我們的信心是從“五四”以來的思想斗爭的經驗來的，是從魯迅先生的光榮的業績里來的，而也是從世界的反法兩斯文化前輩的努力與其輝煌的事業而來的。
在今天，我們文化人，正經歷著思想上的絕大的苦悶，也正在經歷著一次絕大考驗。今大，人類歷史新的一頁正在展開，但也是一個偉大的斗爭的時代。今天，相同于羅曼·羅蘭在上次大戰以后的“摸索和彷徨”的情緒，在我們文化人中，恐怕也還是相當普遍的。在這一點上，我們以哀悼和紀念之心，來追溯羅曼·羅蘭一生所經過的思想歷程，將能激發我們的勇氣，增強我們的信心。
羅曼·羅蘭所走過的，是一條漫長而曲折的路。當他七十歲時，他感謝蘇聯人民對他七十大壽的慶祝，曾經說過這樣的話：“多謝你們紀念我的七十歲，這好像是一個旅程的終點——從巴黎走到莫斯科。我已經走到了，這個旅程并不平順，然而完結得很好。..‘經過苦痛而后快樂’。經過了七十年來的戰斗與勞苦互相更迭的長途旅程，我才到達了你們所建造著的“快樂’，這世界人類的新社會。..”（用戈寶權的譯文）。而在另一時，他又曾這樣告訴我們：“你可知道我是從什么地方，從什么年代的深處來的？我是從潰滅了的巴黎公社，從一八七○年慘酷的普法戰爭的時期來的。..我的來處是在戰爭期以及在革命期兩度被征服過的法蘭西，是當我的童年時代和青春時代一直在悲觀主義的重壓之下屈伏過的法蘭西”（用戈寶權譯文）。但是，時代和“來處”，并不能把羅曼·羅蘭壓在懷疑和悲觀的深淵，也不能把他驅入“象牙之塔”，——雖則他早年的環境和教養是很有這可能的。當他畢業于高等師范，游學羅馬與德國之后，曾經深受托爾斯泰和華格納的影響。托爾斯泰的充滿了熱情的呼聲“我們怎么辦呢”？曾經使他深受感動。他和托爾斯泰的通信，在他“那時期是他的路”，他這樣說；從此他立下了為人民——為人類服務的偉大決心。
然而，人民的道路——人類的歷史的道路，是向哪一個方向去呢？此去又該經過怎樣必不可少的步驟呢？這些問題，當時的羅曼·羅蘭是有他自己的見解的。《約翰·克利斯朵夫》如果可說是他的這個見解的形象化，那么后來的《精神獨立宣言》便是詳細的注腳，抽象的理論。“唯有創造才是歡樂”，“創造就是消滅死亡”，這是《約翰·克利斯朵夫》中淋漓痛快地發揮了的。克利斯朵夫是從窒息的毒害的“優秀階級”文化中鉆出頭來的英雄，——以創造戰勝一切丑惡與危害的英雄；羅曼·羅蘭曾經說過：“我那時是孤獨的。我在一個精神上敵對的世界里感到窒息，我要呼吸，我要反抗一種不健全的文明，反抗一般僭稱的優秀階級的毒害的思想。為了要達到這個目的，我必需有一個眼目清明、心靈純潔的主人翁，有著相當高卓的靈魂以便有說話的權利，有著相當雄壯的聲音以便令人聽得真切；這個主人翁，我耐心地造成了。”（用戈寶權譯文）。
從約翰·克利斯朵夫（一九一二年完成）到“超于混戰之上”，羅曼·羅蘭是從“創造即歡樂”的說教者走到了實際斗爭的戰士的陣頭了，但在基本思想上他還是始終一貫的，這就說明了后來他在“光明社”何以會跟已比塞意見相左。直到此時為止，羅曼·羅蘭的基本思想是個人主義，——或者也可你為新英雄主義。他認為“自由而闊大、堅毅的個人主義，便是人的最高價值、人的前鋒”，而約翰·克利斯朵夫便是他這理想的化身。羅曼·羅蘭在《精神獨立宣言》中表示：此種精神的個人主義是獨立的，不附屬于任何民族，不附屬于任何黨派，保持著超利害的客觀性，作為一種科學的氣象臺，以清明的眼光照耀著人類的前途。他更進一步說，這樣的精神的個人主義者可與人民的戰士攜手而且為其引路。
這樣的“理想”，也許是“美麗”的，不幸面對著現實之時，卻碰了釘子。一九二○——一九二七年間，正是羅曼·羅蘭的“摸索和彷徨的年代”。他回到了托爾斯泰的無抵抗主義，他又向甘地主義伸出了乞援的手。但是，大智大勇大仁的羅曼·羅蘭終于突破云陣，“向過去告別”。“從巴黎走到了莫斯科”。精神的個人主義的羅曼·羅蘭終于成為社會主義的戰土。
一九二七年以后，羅曼·羅蘭的思想發展的過程，可以他的幾部著作來表示。這幾部著作正可視為他的思想歷程的里程碑。
《向過去告別》論文集出版于一九三一年，在這里他批判了自己過去的思想，宣告他的對于社會主義的擁護；用他自己的話，這是“已經毀了身后的橋梁了，不管我后面有橋還是沒有橋，我永不再回頭了”。
《保衛新世界》論文集出版于一九三二年。
《動人的靈魂》（長篇小說）第五六兩卷《誕生》完成于一九三三年。這一部共六卷的巨著，開始寫于一九二二年，初成第一卷《安娜德與西維爾》，及第二卷《夏天》，中經間歇，一九二六年更成第三卷《母與子》，又隔五年，那是一九三一年了，成第四卷《一個世界的死亡》，翌年完成最后兩卷
（五與六），均題為《誕生》。和《約翰·克利斯朵夫》相同，這一部長篇小說的寫作時間，前后亦跨十年——一九二二到一九三三。然而和《約翰·克利斯朵夫》寫作的十年間所不同者，這后十年正是羅曼·羅蘭所自稱為“苦斗十五年”的重要階段。如果前十年可稱為羅曼·羅蘭前期思想形成的階段，而《約翰·克利斯朵大》是其總結，那么，后十年便可說是羅曼·羅蘭后期思想發展的階段，而《動人的靈魂》的最后三卷便是他“摸索”而合于大道的宣言。
安娜德最初還是“克利斯朵夫型”的人物，但是經過了幻滅以后，她漸漸改變了，終于在她的兒子馬爾克因為反戰（第一次世界大戰）而被謀殺以后，她堅決地作為本階級的叛逆者而踏上兒子所走的路——人民大眾的歷史的道路。她說：“沒有力量的白旗染上了紅血，已經成為紅旗了，這旗幟將為千百萬人所有，安娜德將拿起這旗幟與千百萬人一起繼續去戰斗！”而羅曼·羅蘭是和千百萬人一起去戰斗了，他在一九三二年以后成為國際反法西斯運動的領導人之一。
這樣我們在長篇小說《動人的靈魂》中看到了羅曼·羅蘭早期思想的繼續，也看到了《摸索和彷徨》，最后又看到了自我批判的《向過去告別》，大踏步走向新的《誕生》。怎樣從一個個人主義者與和平主義者變成一個社會主義者，從一個資產階級的人道主義者變成一個社會主義的人道主義者，羅曼·羅蘭足足走了七十年的長途，光是這一點堅韌的求真理以及自我批判的精神，已經值得我們萬分景仰了。他這長途不是沒有痛苦的，在他寫給他夫人的信中曾有這樣幾句話：“我的累累的創傷，這就是生命給我的最好的東西，因為在每個創傷上面都標明著前進的一步”，這就是羅曼·羅蘭之所以偉大。
在某些點上說來，我覺得我們這一代不也正如羅曼·羅蘭所自稱的“從什么地方，從什么時代的深處來的”，有些相仿么？五十年代的中國當然和一九七○——一九二○年的法蘭西不同，但五十年代的世界不就是羅曼·羅蘭所“摸索”的時期那一世界么？而時代逼迫著我們回答“我們該怎么辦”；不更緊急于羅曼·羅蘭的一九二二——一九二七年的當時么？
讓我們認真來思索這一切，這該是時候了！
擺在我們當前的任務是爭取民主，而爭取民主的首要條件，則是揮起我們的筆桿，反對法西斯的侵略。羅曼·羅蘭一生的艱巨的行程給我們榜樣，也給我們勇氣和信心，為了哀悼和紀念這一位世界反法西斯的文化巨人，我們的“摸索和彷徨”——如果還有，不該從此結束了么？《約翰·克利斯朵夫》我們已經讀過了，現在我們該讀《動人的靈魂》了。我們相信：中國的文藝工作者對于偉大的羅曼·羅蘭的逝世，將有無窮的悲哀，對于產生這位巨人的光榮的法蘭西民族將永志其敬愛與感謝，中國文藝工作者認為這不單是法蘭西民族的損失，也是全世界人民的損失，也是中國人民大眾的損失；我相信我們中國的文藝工作者將以善于學習羅曼·羅蘭作為永恒的紀念與景仰。
“向過去告別！”
讓我們把這一句話作為座右銘吧！
一九四五年二月一日，重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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