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忘手澤
2009年4月29日（農歷三月初三日）是慈父李長壎百周年紀念日，金秋十月十四日是慈母秦孟瑤百年紀念日。今天想起父母雙親的一生，風雨歷程，萬分值得我們懷念。1934年7月27日（農歷六月十六日）父母在桂林生我、養我、育我。孩兒時的事隱隱約約記得，不管是風雨加交，或是寒冬臘月的日子，我總是吸著媽媽乳汁，或是躺在爸爸溫暖的懷抱里睡著……快樂童年伴我成長。
從小開始，爸媽對我們的教育非常嚴格，首先教育我們要做“好人”做“善人”做“有用的人”，要愛國、愛家、愛人民。要好好學習，追求進步。媽媽還經常講岳飛“精忠報國，還我河山”的故事；激勵男兒做好漢。媽媽還教我們，團結就是力量的道理，舉些簡單明了例子說：一雙筷子很容易折斷，十雙筷子就不易拆斷了。她還經常用手指教我算數，加、減、乘、除之類。使我算學基礎特別好，在小學數學比賽得了第一名。以上這些最值得回味的事，已經牢牢銘刻在我幼小心中，直至現在。
爸爸的愛國主義，反封建思想，樹民主新風追求革命，追求進步等等，早在他青少年時代開始已經萌芽。從小受到開明的爺爺啟蒙教育，讀小學時得到王力悉心教導，中學時代是博白教育界創始名人陶伯明指引，高中時代得到老革命家共產黨員朱錫帛的幫助，開始認識革命道理，追求進步。1927年考上廣州大學農學院讀了四年畢業。成為大車坪第一個大學生，無限光榮。在中山大學讀書時，正值廣州“2.7”起義革命運動，他也積極和同學及老鄉又一起參加革命進步學生運動，可惜起義失敗了，父親提出快速離開廣州，取道香港，幸得到博白龍潭姓張華僑支持買船票經赤堪（堪江）脫險回到博白。
父親經過廣州起義革命洗禮，對革命有了進一步的深刻認識。1931年8月父親經過四年大學畢業后，他立志做一名教人、育人的老師，先后在柳州、桂林中學任生物、農業課程；此間父親立業后和母親組成一個幸福小家庭，1933年夏天大姐玲娜降生了。過了一年，1934年7月至1935年10月我和妹妹嬪娜相繼來到人間，爸媽獲如至寶，疼愛有加，精心培養，費盡心血。更有意義的是：爸爸給我們李家（包括二叔家）男孩子起名叫國權、家權、政權、治權、人權、民權、自權、主權；即是：國家政治，人民自主的一句民主口號，充分體出了父親當時新民主主義革命思想的崇拜，熱忱和愛國、愛家的激情。隨著西方文化的傳入，父親很快接受新鮮事物潮流，把女孩名字與外國人名相呼應，起名：玲娜、嬪娜、珍娜、丹娜和威娜。
1935年至1937年期間，革命形勢的日益增長，又爆發抗日戰爭，當時反日，反帝大起，共產黨、新四軍、學生軍革命浪潮大大高漲。父親以“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為已任；經常與一批老鄉和堂兄弟姐妹緊密聯系，在桂中一起商談國難大事，憂國憂民，反日抗日斗爭，宣傳革命思想，或在供應飲食午餐，或出錢，出物支持革命活動。那時來往最多的有：堂弟李隆（后來成為廣西自治區黨委統戰部長）有同學老鄉：梁威林（后來成為廣東省副省長）他倆是于1935年在桂林去日本留學后去延安的老革命。
解放后父親和李隆、梁威林都互相關懷來往問安。有堂妹李毓嫻，當時是學生軍進步青年，經常宣傳抗日及革命新思想并和爸爸在漓江合影留念（后成為革命老干部，離休現在南京），有堂弟李毓籌當時在桂林良豐讀書，已經是地下共產黨員（后來成為廣西省審計廳廳長，革命老干部離休88歲住南寧），他被選送去延安抗大學習深造，但苦于一時無法籌集路費來找父親商量，父母就當即給他了100元大洋做路費又給他一個輕便皮箱上路。留下了一個又大又笨得的鐵箱在我們家作為留念了，至今毓籌叔經常還講100元大洋，才有今天的故事。
來往更多更密的還有李毓箓（又叫李大庸）他當時是進步人士，因患嚴重腦膜炎，險些出大事，是爸爸媽媽及時救治，后又調養三個月左右脫離危險，可惜留下終身殘疾耳聾病。（毓箓叔后成為廣西省政協委員，文史研究員廳級離休干部，98高齡，現在南寧市濱江醫院療養），我們姐弟亦去看望他。毓錄叔還回憶講述父親第三次救他一命的往事，1943年被國民黨反動派抓捕后假釋出來，回到李屋祠堂軟禁，爸十分心疼，千方百計同民眾一起營救，除此又托人送書送報給予精神上莫大支持，又叫子女送米送紅薯，送生活用品，維持最低生活水準。他感激地說：“長壎哥真好，又救了我一次命！”。抗日戰爭暴發在桂林中學附近，父母帶我們姐妹等人鉆山洞，走飛機以防日本飛機掃射轟炸，在我幼小心靈中早早烙上了抗日反帝主義的烙印，理解父母給我起名國權的意思。
1937年后為抗日，舉家逃亡回到博白，媽媽在浪平中心小學教書，有些進步學生來宣傳抗日，唱抗日歌曲，軍民合作，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標語如“好鐵要打釘，好男要當兵”、堅壁清野，扒公路、炸橋梁、挖戰豪、抬傷員……等等。雖然那時我還沒有讀小學，但很多標語的字，我都認識了。愛國、愛家的情懷，永不忘記。
1949年11月博白解放了，1950年我已長大成為男兒漢16歲時，參加了中國人民解放軍，1952年入了團，1954年入黨；在部隊得到很好的學習和鍛煉，提干為連長、指導員、副營級干部，授過軍區級二級先進工作者稱號，立過三等功。去過越南戰場，參加援越抗美斗爭，首創援越抗美先進連隊，經歷沙場生死博斗和嚴竣的鍛煉。所有這些都是黨和父母長期教育培養分不開，歸功于他們。1931年8月，二十一歲的父親大學畢業，至1984年初退休，共經歷五十年漫長征程，他忠心耿耿，一心一意培養桃李，已遍滿祖國大地；有些早已成材，成專家，做了國家棟梁，爸爸不愧是一位可歌可泣的好老師，一位優秀的人民教育工作者。
關于王力與祖父及父親有著一段深刻難忘的情誼：王力是博白岐山坡人，是當今世界四大語言學家之一，國家之寶。早在王力青年時代（約十八、九歲）與爺爺李蔭田（博白較早的知名人士）結緣，他們既是表親，又是詩友。王力的吟詩作對，經常在博白文壇得獎，爺爺十分償識他的才華和學問；為了便于交流，邀他到自己家鄉大車坪小學教書兩年，后又推薦他到大坪坡開國小學任教。在大車坪任教時，在一位學生家長李子初家中“松桂山房”發現了清朝貢士李月莊的十四箱書，他非常驚奇和大喜，接著提出要求借這些書回家瀏覽，他刻苦學習，愛書如命，自學成才，這就是王力生命中大轉折的輝煌亮點。
由于爺爺的愛才、惜才，起到了很好的引導作用。父親在大坪坡開國小學讀書時就得到王力悉心教導。特別勤奮好學，使他用比較短的時間完成初中、高中和大學課程，父親1931年大學畢業走上教育崗位了，但一直還是思念他的恩師王力。知道老師讀完清華大學后，1931年就到法國留學了，最后獲得博士學位，震動博白全城。爸為他高興。
王力從法國回來任教于清華大學。抗日戰爭勝利后又到廣州中山大學做教授。解放后在廣州岑南大學工作，父親仍然非常關心惦記大師的安康，1950年8月，正是姐姐玲娜初中畢業，父親要求其出去工作，減輕家里經濟負擔，姐說不想工作，最好還是讀公費學校吧！父親趁村里堂弟毓群叔去廣州之機托他把玲娜帶去考公費學校。到廣州舉目無親的姐姐，記得父親交了一封信向王力表伯問好，并托他指點姐姐找學校或找工作之事。
王力接到父親音信后，十分驚喜，他不斷問家常，又講述他同蔭田爺爺各種趣事。最后王力表伯非常關心地把姐姐介紹到廣州市市長朱光辦的“廣州市行政干部學校讀書。”（朱光是父親小學同班同學，王力學生），從此姐姐就走上一條光明的革命道路，做了市人民政府部門干部，以后又入黨。1978年王力從北京回到博白中學講學會親，指定要見父親，并要求父親到主席臺就坐，當時博白縣委汪某不了解情況，又兼有偏見，非常驚訝：問王力怎么認識李長壎？而王力說：“李長壎是我的學生，是我的親戚”，汪某無言對答，父親如愿就坐，并與博中領導人、老同事一起和王力照相留念。
1983年春天左右，父親有位在北京工作的高級工程師陳海光回到博白探望父親，后父親托陳帶幾斤家鄉桂元肉及一封信去拜見王力表伯，然后王力親手寫給父親一首詩：“星移斗轉又新年，酒飲屠蘇意盎然，漫道古稀加十歲，還將余勇寫千篇，從知大難能添壽，，喜看中興復尚賢，前路光明遠景美，河山壯麗艷陽天”，帶回博白給父親作為終生共勉。
長子：國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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